于永正:我的生命将在我的文字里延续

  • 2017-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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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于永正先生昨日清晨因病逝世,朋友圈教育界的朋友纷纷发文悼念,足见于老师在教育人心目中的地位。

认识于老师,是在从他的文章开始的。他对教育的爱和执着让人感动,给后辈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我们转发于老师在养病期间撰写的文章《我的小学老师》,从中可以看到他为师之道的传承所在,也希望于老师的教育精神能够传承下去。

于老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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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要有点儿精神的,要有对事业的追求精神。我身患白血病,但我一面与疾病斗争,一面读书看报、写文章、修改书稿。只要活着,就要干。对于疾病我不怕,“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     

我是在医院病房里,利用做化疗的间隙,坐在病床上,双手悬空写的这篇后记。     

生命的长度我当不了家,但生命的宽度由我说了算。生命的宽度有了,也就延长了生命的长度。过好每一天,不虚度每一天,就对得起祖国的教育事业了,对得起我热爱的学生了,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母了。

在我养病期间,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与敬意,写了一篇《我的小学老师》,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我为师之道的传承所在。因此,我把它放在这本书的很后,老师们一定会从中得到启迪。     

好了,再次感谢广大教师对我的支持与厚爱!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我的生命将在我的书里延续。

愿我的书成为老师们的朋友,与大家同行。

于永正

2016年6月23日

我的小学老师

早就想写我的小学老师。不只是因为老师培养了我,而是想通过我的文字,让我的同行们,分享我的老师的人品、才华和智慧。

一拿起笔,我的小学老师就一一浮现在我的脑际,清晰,真切,一如60 多年前。

01

在小学老师中,很令我难忘的是张敬斋老师。

张老师是我初小的老师,即一年级至四年级的老师,教我们语文、音乐、美术和体育。

难忘张老师的微笑。1947 年,张老师刚到我们山东省莱阳县徐家夼初级小学时,不过十八九岁。瘦高挑儿,大眼睛,尖下颏,留着大分头,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他目光敏锐、亲切、热情,总是笑着和我们说话。四年中,我只见他发过一次脾气。升入四年级时,班长“执法过度”,上自习课时推搡了一位同学,张老师批评时,班长涨红了脸,犟了一句,张老师斥责道:“你身为班长,怎么可以这样呢?”班长没再吭声,张老师也就没再说什么。片刻后,张老师叹了口气,拍拍班长的肩,转身走了。四年,我只见张老师发过这一次短暂的脾气;四年,微笑只离开过他的脸五分钟。

难忘张老师教我们写字。张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柳体字,还能写美术字。升入三年级,我们每天上午很后一节课是写字课。先是写“仿”—— 张老师给每个人写一张字,每张12 个,让我们把纸蒙在上面描。也不过描三四次吧,老师写的字就被洇模糊了。张老师就再给我们写一张。张老师不厌其烦地写,我们不厌其烦地描,一描描了一年。升入四年级,开始“临帖”——每天照着字帖写12 个字。张老师喜欢柳体,我们临的都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帖》。一临又是一年。

写得好的字,张老师则画个红圈,特别好的,画双圈。我们每天为“红圈”而奋斗。作为孩子,学习动力就是这么简单。我的写字兴趣是被张老师的“红圈”激发出来的。张老师的“红圈”吸引我步入书法艺术的殿堂。至今,我还能回味出儿时研墨散发出来的墨香,“非人磨墨磨墨人”。且不说写字的过程让我获得的其他养分,在我的生活里,在我的精神世界里, 我至少多了一方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无论是欣赏古今书法家的作品,还是自己挥毫泼墨,都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种感觉不可言喻。这也是我当了老师后,之所以重视写字、希望学生能写一手好字的原因。

说到红圈圈,又想起了张老师在我作文簿上画的一条条红色波浪线。那醒目的波浪线,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张老师很重视作文教学,每周一篇,我们用小楷笔竖写。张老师用朱笔批改,有眉批,有总批。老师用毛笔画的竖波浪线一顿一顿的,非常好看。有时几乎画满了全篇。如果说, 我的写字兴趣是被张老师的红圈圈激发出来的,那么,我的作文兴趣则是被张老师的红波浪线激发出来的。我当了老师后,深知波浪线的作用,也就从不吝啬红墨水了。

一年放寒假前,张老师为考试成绩好的同学画奖状(给多少同学画, 记不清了),我的奖状上画了一只蹲在树枝上展翅欲飞的小鸟,然后写了一句勉励的话。我回到家就临摹那只小鸟,居然画得很像。没想到,从此竟喜欢画画了。那时的美术课没有教材,张老师叫大家“随便画”。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越画越爱画。那时没有家庭作业,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用来画画和拉京胡了。而今,我们的学生有多少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地学习?没有兴趣的学习叫“应付”。被动学习很难出天才。

忘不了张老师的音乐课。音乐课上,张老师教我们唱《志愿军战歌》《歌唱祖国》《嘿啦啦啦啦》(一首关于抗美援朝的儿童歌曲)。能教的歌儿教完了,张老师便教我们拉京胡、唱京戏。后来发现我有小嗓(假嗓),又“因材施教”,单教我一段《汾河湾》中柳迎春唱的“儿的父去投军无音信”。张老师是新中国把器乐演奏引入音乐课的第一人——1950 年在音乐课上就教我们拉京胡,不是第一人吗? 

张老师还教我们打锣鼓。“胶东秧歌锣鼓”热烈欢快,振奋人心,我们打得酣畅淋漓、如痴如醉。节假日,张老师带领我们敲锣打鼓去附近村庄宣传抗美援朝。我除了打锣鼓,还演活报剧。我演过李承晚(剧本是张老师编的)。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台词:“我叫李承晚,南朝鲜,我来坐江山。我的江山坐不稳,认了个干爹杜鲁门……”

没有艺术的教育,是残缺的教育。艺术教育也不只是教唱歌,教画画儿。

那时农村条件差,学校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操场。张老师亲自为我们挖了一个大沙坑。体育课上,张老师教我们跳高、跳远。至今,张老师那“剪式跳高”的身影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课间,沙坑成了男生的摔跤场。张老师常常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有时还教我们一手。我的摔跤本领就是在沙坑里,在富水河畔的沙滩里练出来的。“文革”时,有个到小学“造反”的大块头儿中学生,挥着拳头向我冲来,被我撂倒在校门口。那男生像《水浒传》里的“洪教头”似的爬起来,头也不抬,悻悻地走了。

就我所知,那时农村小学没有体育课,张老师是凭着他的直觉和爱好, 自己“开发”的。

我和同学津津乐道的,还有张老师带领我们游泳、给梨树掐花、慰问军属、拾粪等活动。

说到“拾粪”,现在还脸红。“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升入四年级, 张老师要求我们每天早晨背着粪箕拾粪(即牲畜的粪便),然后背到学校, 在校门口一字儿摆开“展览”。晨读后,再把粪背回家(那时我们每天先到校晨读,晨读后回家吃早饭,饭后再回校上课)。一年中,我只拾到过一次牛粪,其余的,都是挖河里的淤泥充数。张老师说:“淤泥也是好肥!”

什么是教育?教育不是“叫育”,也不只是教书;课堂也不只是在学校里。

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就是教师素质的教育。即教师有什么样的素质,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张老师是凭着他的品格、热情、认识、直觉和悟性来从事教育的。我断定张老师那时没有系统学习过教育学、心理学, 更不知何谓“素质教育”,他是凭着他出众的才华、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爱好从事教育并影响着他的学生的。

非常庆幸,在我刚跨进校门的时候,遇到了张敬斋老师。张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02

升入五年级,有了地理课。教地理的是徐国芳老师。徐老师快50 岁了,头发梳理得极为规整,分向左右的头发从来都是服服帖帖的,没有一根张牙舞爪脱离集体的。他嘴巴上翘,行动稳健,说话轻松。徐老师好脾气,从来都是笑嘻嘻的。

20 世纪50 年代初的小学《中国地理》课本是分省编的,即一个省一课。徐老师上课时,边画地图边讲。譬如,讲我们山东省,他边画边说:“我们山东省像一头蹲下的大骆驼,头伸进渤海和黄海里,它的头就叫胶东半岛。”这句话讲完,山东的轮廓也就出现在黑板上了。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哇!真像骆驼!”然后,徐老师又标出省会济南和其他大城市,自然少不了我们烟台,顺便又标出了我们莱阳(课本中的山东地图并没标上莱阳)。

接着画铁路,画泰山山脉,再讲物产,很后讲邻省和濒临的海。讲到“烟台苹果莱阳梨,肥城蜜桃大如拳,乐陵小枣甜如蜜”时,我们都很自豪。紧接着,徐老师又加了一句:“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如潍坊萝卜皮。”我们都大叫:“吹牛!萝卜皮有什么好吃的?”徐老师说:“潍坊也是咱们山东的。那里的萝卜确实好吃。”说完,又在地图上标出了潍坊所在的位置,我们又高兴起来。

我看到山东半岛“伸”进大海里,十分担心地向徐老师提了个问题:“老师,咱们山东半岛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进大海里了吗?”徐老师嘿嘿一笑,道:“半岛可不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你这不是杞人忧天吗?”

徐老师的地理作业“千篇一律”——画地图。第一课讲全国行政区, 就叫我们画全国地图,以后每教一个省,就画一个省。我有绘画的基础, 每个省都能画得很像书上的地图,经常得到徐老师的夸赞。我的同桌孙绍君画得潦草,他画的山东地图活像一个不规整的梨,徐老师却说:“不错, 不错,有点儿意思就行。”徐老师的口头禅是“有毛就是鸡”。孙绍君写的大字,笔画粗,同时担任我们五六年级书法课的徐老师却说:“孙绍君的字有颜体的味道。”常常在他写的某一笔、某一画上画个小红圈儿。圈儿虽然小,却让绍君每次写字都全力以赴。当了老师,我明白了,不是徐老师要求不严格,这叫“尊重差异”、“因材施教”。我当了老师,也学会了在学生写的字的某一笔、某一画上画红圈,也能在每个后进生身上找到闪光点。

学完了中国地理,画完了中国地图和各省地图,祖国就镌刻在我心中, 永不磨灭。

到中学读《世界地理》时,我依然保留画地图的习惯,画完了五洲四海,世界就在我心里了。

画地图让我养成了看地图的习惯。每当我站在中国地图前,徐国芳老师和善的面容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耳畔就会响起他那“嘿嘿”的、近乎天真的笑声。

03

我的小学男老师喜欢起女性的名字。和徐国芳老师一样,白晓云老师也是男性。白老师姓白,人和他的姓一样,也白。他穿着整洁,爱戴一顶蓝色“解放帽”,而且帽沿是“黑化学”的(即一种黑塑料,在当时非常时髦)。

白老师教我们历史。每讲一课,他就让我们看课后的思考题。“第一个问题怎么回答呢?”白老师问。然后,引领我们画出书上的有关句子。我们把这些看似零散的句子连起来一读,居然通顺、完整。个别连接不好的地方,白老师会给我们添加几个词语,说:“这就是第一题的答案。”依次类推,把课后问题的答案,都在书上圈画出来了。一篇长文,我们只需记住其中十来句即可。就这样一课课地画下去,让我学会了读书抓要点、重点。白老师从不布置书面作业,复习时,只是要求我们熟读每课圈画的句子。期中、期末考试,我们的历史成绩都很优秀。我们学历史感到非常轻松。

读中学和师范的时候,我把这个方法迁移到所有学科。期末复习时, 我先把各科课本通读一遍,边读边用红笔圈画出每课的重点、要点(好多地方平时就画了,但用的不是红笔)。复习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的时候, 我只读并记住我画的重点、要点,既省时又省力。每次考试,各科都得高分。95% 以上的考试内容都在我的圈画之中。在初中和师范,我都是“三好” 学生。

1977 年,我到徐州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每次考试, 同班的大学本科生都考不过我。这得益于白老师教给我的读书方法。我能把厚书读薄,同样也能把薄书读厚。

白老师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授之以渔”。

04

王其欣老师高高的、瘦瘦的,和白老师相反,他的皮肤黝黑。他是校长,兼我们的自然和美术课。

我们从不称他为校长,都称他为“老师”。对此,他很高兴。他常说: “我不是称职的美术老师,我不会画画儿。”他常用“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滥竽充数”自我解嘲。

但王老师善于激励。他的办法是让我们的画儿“上墙”——一进校门的过道两边的“学习园地”上,贴满了我们画的画和写的大字。每期都有我画的人物、动物,还有京剧脸谱儿。

王老师经常站在“园地”前欣赏我们的字、画,连声赞叹:“好,好!” 他那像欣赏心爱的宝贝似的眼神,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永远让我感动。

小学毕业,我到了徐州。王老师还亲自给我父亲写信,说我有绘画天赋,建议将来读美术学院。这让我深受鼓舞,立志长大当画家。

读中学时,我“移情别恋”,想当一名作家。但几十年来,业余时间仍不时挥笔作画,自得其乐。得意之中,总会想到瘦瘦的、高高的王其欣老师,想到他对我们儿时的欣赏与鼓励。人如其名,名如其人。王其欣老师让我学会了欣赏学生。

往事如昨,历历在目,一切是那么清晰,亲切,一如60 多年前。

岁月无情。如今,四位老师都走了。

倘若他们健在——

我一定会为老师们双手呈上我的新作——《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我的为师之道》,请老师批阅。

我一定会为他们清唱一段《汾河湾》中的“儿的父去投军无音信”, 再次请老师指正。

我一定会为他们画几幅京剧脸谱,博老师一笑。

我一定会为他们挥毫书写“师恩永沐”四个大字,以表达我对老师们的谢意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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