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活在比较里,却丢掉了自己

  • 201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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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 ——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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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角色有自己的定位

人有时候也很奇怪,会倚靠外在的东西,让自己有信心。

譬如说我小时候,大部分的孩子经济条件不好,营养也不好。但有一个同学长得特别高大、壮硕,他走起路来就虎虎生风,特别有信心。

人类的文明很有趣,慢慢发展下来,你会发现,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使自己有信心,但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成熟、比较丰富的文化支持。譬如说我虽然很矮,可是我在另一方面很高大,可能是在心灵方面,或者精神方面,或者有某一方面特殊技能。我很期盼有这样的一种社会,这样的文化出现,让每一个人有他自己不同的价值。

我们的社会的确已经在走向多元,举例来说,现在有很多地方都要求“无障碍空间”的设计。我小时候哪里有这种东西?残废就残废嘛。可是我们现在也不用这样的称呼了,因为他并没有废。这不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而是人们重新思考,过去所做的判断对不对?过去的残就是废,就是没有用的人,但现在发现他不是,他可能有其他很强的能力可以发展出来。

我想这就是多元社会一个很大的基础,人不是被制化的。

制化,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用英文分数、数学分数就决定这个学生好或不好。不把人制化,才能让人身上的其他元素有机会被发现,丰富他的自信。

我们的社会是慢慢地往这一个方向在走,但同时有一些干扰,例如重商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又会让多元趋向单一。单一化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考上大学有什么用,歌手接一个广告就有数百万入口袋,那才实在。”

所以,价值的单一化,是我们所担心的。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定位,有他不同的定位过程,每个人都能够满足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观念在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他们长期以来重视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

一味地跟别人比,迟早都会走向物化。

“够了”的快乐哲学

许多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BMW,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很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

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

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

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

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的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四千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二十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二十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地在那里调制咖啡。

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满足感吧!

我觉得每一次重回巴黎很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找回这么多人的自信。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人的自信,而且安安静静的,不想去惊扰别人似的。

譬如冰激凌店的老板,他卖没有牛奶的冰激凌,几十年来店门前总是大排长龙。但他永远不会想说多开几家分店。他好像有一种“够了”的感觉,那个“够了”是一个很难的哲学: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很开心,每一个吃到我冰激凌的人也都很快乐,所以,够了。

这种快乐是我一直希望学到的。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爱语文课的人,几乎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我的语文成绩在班上都是数一数二;我的数学不好,语文带给我很大的成就感。然而,在很近几年有机会跟高中语文老师接触时,我吓了一跳,我们的语文教材从我读书时到现在,竟然没有太大的改变。现在的孩子还是在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或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这一类我一直希望在我这一代就结束的文章。而庄子的蝴蝶梦则还是被排斥在教科书之外。

庄子的蝴蝶梦是一个伟大的潜意识,在主客位的转换跟交错里,可以不断开发出新的文学经验,之后很多文学作品都和这个典故有关,教科书怎么可以没有这一篇呢?那么当孩子读到李商隐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时怎么办?

在某一个时代为了要训练一个人有绝对儒家的忠君思想,必须要有《正气歌》或《左忠毅公逸事》这一类的教材,但是这些东西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会让人痛苦的。我要很诚实地说,我在初中、高中时活得很不快乐,常常觉得自己如果不死,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崇高的人,因为所有伟大的文章,都是在教我“死”这件事,而且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死。我承认这些人很伟大,也很美、很感动我,但是后来让我更感动的,却是一个学生读完后问他的老师:“我可不可以不死?”老师回答他:“你当然可以不死。”这个学生又问了另一句话,他说:“那官要做到多大才应该死?”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的语文教学继承了一个大传统,这个大传统在今日社会急速转换的过程中,当然会受到挑战,但大传统并不是那么容易立刻被质疑。当我们在读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时,那真的是一个悲壮的美感教育,是忠君爱国理想的极致,这是一个大传统,可是,是今日社会需要的吗?为什么美感都要走向悲壮的刑场?有没有可能让美感走向花朵?走向一个茂盛的森林?

生是为了完成悲壮的死?

一个好的文化范本,一定要有正面跟反面的思考,才是启蒙。就像那位学生问的:“可不可以不死?”当“可以死”“可以不死”是成立的时候,思考才会有平衡。在司马迁的时代,还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可是为什么到了宋元以后,死就变成义无反顾的,好像唯有死才能成为戏剧的终结,生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完成这样一个悲壮的死。

美感教育会随着不同的环境改变,在一个受欺凌、受压迫的环境中,反弹出这样一个东西是情有可原的,可是这个欺凌和压迫应该是不正常的,如果假设下一代不再有这样一个压迫的时候,是不是要持续这种教学?会不会造成孩子很大的困惑?我相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一个政治比较民主,相对开放、相对自由的社会里,他读到这篇文章,是应该要问:我可不可以不要死?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考试要出的题目。

死亡毕竟是生命里很重要的事,虽然“孔曰成仁,孟云取义”,仁跟义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条件设定,可是这个条件设定,也可能被统治者拿来作为愚弄知识分子的一个手段,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不是何其荒谬的结局吗?

为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孔曰成仁,孟云取义”的时候,仁和义都还有思考性,在生命的崇高的行为选择当中,思考是不是愿意做这件事情。譬如后来编入语文课外教材的《与妻诀别书》,作者林觉民说,要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他愿意去死,死变成他生命中一个崇高的情操跟浪漫。可是如果没有经过思维性的死亡,“悲壮性”变成一种假设时,就会产生荒谬。

我想,年轻一代应该有更多这样的思考力,去反证这些问题。

当然,我不是反对这些文章收录到教科书里,我要强调的是“平衡”,是要让下一代有气节,也要有性情,要理性,也要幻想,一个多元的人才是完满跟健全的,如果只有一个部分,就会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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