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 从亚洲经验看中国教培业“新政”能走多远?

  • 201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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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2日,四部委联合发文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各地从上到下迅速配合,一时间教培业空气格外凝重,媒体声音也很快形成一边倒。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渐渐在网络上传播:“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学生负担越减越重”、“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等等言论对于政府的减负行为产生了质疑或反对。 

“减负”似在亚洲国家不是新鲜词,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区都进行过轰轰烈烈的“减负运动”。亚洲国家因为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较大,有着较为相似的教育体制和应试选拔制度,所以在学生课业负担方面也有着惊人的雷同,又因这些国家补习行业起步早(起源于五六十年代),因此治理时期比较长,其经验对我们亦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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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教育“减负”教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民众对教育的诉求越来越大,经济条件优越的家长对激烈的竞争导致的高强度的学习压力产生了质疑。日本原文部大臣有马朗人提出一种‘宽松教育’的思想,重点是要减少教学量,使孩子‘自主提高自身能力’。“宽松教育”方针下的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大体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但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一系列副作用。

(1)公立瘦弱,私营肥满

私立高中迅速崛起,学费昂贵但成绩颇丰,公立都在减负,私立没有;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的44.5%乃至1993年的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16.5%到23.6%,节节攀升。

(2)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

“减负”丝毫没有减弱社会的竞争,“减负”政策并没有遏制中产阶级教育支出的比例,从1970年开始节节攀升,整体家庭的教育负担不光没降低,反而增加了。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孩子,等于扩大了不公平。 

(3)国民学力显著下跌、教育负担抑制中产阶级生育率

显然,整体学生的学习能力在持续下降,日本老师一样说“孩子一届不如一届”,同时,过大的教育负担让中产家庭并不敢冒然多生孩子,对社会发展并不利。

(4)年轻人缺乏竞争力,学历严重贬值

被“减负”影响的日本学生中有57.7%都讨厌这样的“宽松一代”。而在社会各个阶层的调查中,“缺乏常识”“缺乏教养”“缺乏沟通能力”、“缺乏忍耐力”“缺乏行动力”“缺乏抗压能力”“优先考虑自己自私自利”“工作中一直被动等待缺乏主动性”等成了日本“减负”一代的普遍标签。 

很终,日本正式取消“减负”。2016年,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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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国政府“减负”措施遭家长抵制 

多年来,韩国一直感叹他们的学习效率低下,政府也曾多次试图让教育体系人性化——简化入学考试、限制补习学费,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彻底取缔补习班。 

为了抑制补习班,韩国教育科技部努力推广教育广播系统(EBS),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通过电视讲座或互联网学习。但每次尝试后,对补习班的投入都以更狂热的方式归来。

2008年,首尔政府立法规定,补习班必须在晚上10点停课。但无论补习学校还是学生、家长,都想尽一切办法抵制这一法规。

三、泰国总理下令减负,中学生作业量不超过2小时

去年12月27日,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根据巴育总理的指示颁布新规:严格控制全国各教育机构学生的作业量:小学1-3年级每天作业总量不允许超过1个小时;小学4-6年级每天作业总量控制在1-1.5小时,初一至高三的学生每天作业时间不许超过2个小时。各学校老师需严格评估学生作业时长再布置作业。

四、新加坡:要减负,先改评价方式 

作为国际公认的教育发达国家,新加坡也面临如何给中小学生减负的难题。新加坡小学为六年制,每学年都会进行考试,决定能否升级。另外,在小学四年级结束时,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学校会对学生进行一次分流,然后进行分层教学。六年级学生还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进入对等的学校。初中为4年制,高中为2年制,之后参加统一考试,决定升不升大学。 

据了解,为了给学生减轻负担,目前新加坡不少学校已经在评价方式上作了改革。对学生采取多元评价方式,除了用考试来鉴定学生的学习效果外,学校还会从品德、学习技能、创造力等方面进行辅助评价。

五、越南减负措施,减少教材,纠正超纲教学

早在2011年,越南教育和培训部就将为学生减负当做一项重要工作展开。在综合学者、教育管理者和广大教师意见的基础上,教育和培训部将减少学生使用的教材和辅导书,还将减少超出学生某一年龄段应有思维能力的相关内容。 据悉,越南中学生普遍存在学习负担过重的状况,教育部门的这一举措对广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不言而喻,不管日本还是韩国,对于中小学生减负的尝试很终都以失败告终。再看中国,减负之路也走了近30年。

中国真正开始落实减负要追溯到1988年5月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这份规定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做到:“一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二、三年级每天课外作业量不超过三十分钟,四年级不超过四十五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一小时”,“要同家长配合,保证学生每天有足够的睡眠”。减负年年喊,为什么孩子和家长的压力不减反增,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们再把眼光放宽一点,看看西方国家对于学生课业负担问题上的观念。 

● 英国增加15亿英镑教育财政支出,增加学生在校时间

去年,英国财政部长奥斯本表示,英国学生在全球竞争力排名名次太低,将增加15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40亿元)的财政预算,用于改革教学制度,增加学生在校时间,中学每周至少增加5小时的课内外活动时间,以拉近英国学生与中国等国家学生的竞争力差距。

● 美国主张借鉴东亚模式,增加学生课业压力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曾多次提到中韩在教育等方面的优势。美国在近年来也推出大型基础教育改革,实行更为严苛的数学和阅读标准,并将教师教学评价与学生成绩关联起来,主张借鉴东亚模式。

美国有一个名为“亚洲协会”(The Asia Association)的机构专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并发表调查报告,列举东亚教育模式的诸多优势,并对其中的几个做法大为推崇,包括精心制订的教学大纲,教师备课非常充分,各种考试对学生具有激励作用,以及卓有成效的师资培训计划,等等。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东亚社会被人诟病的“沉重的学业负担”,在美国人看来却是一个惊喜的大发现。“亚洲协会”在报告中如获至宝地说,中国中学的一个学年要比美国整整长一个月,中国学生做功课的时间是美国学生的两倍,难怪他们的学业成绩比美国学生强。报告说,“美国的教育再也不能自行其是了”,而应该借鉴中国的做法,也要对学生增加压力。 

亚洲国家的“减负”和欧美国家的“增负”似乎都有一定道理,这样引发了笔者一些思考,下期内容,我们将就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如果您对此问题有着自己的想法想要交流,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参加联盟精心为您搭建的交流平台——第十四届联盟教育发展年会。4月24--26日,本次教育年会将于郑州CBD国际会展中心召开,会议特别设置【A10泛亚联盟国际论坛】,并邀请神秘嘉宾站在泛亚的高度,用国际视野,为我们深度分享中国“新政”带给教培业的影响,欢迎前来交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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